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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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盾：我想做一条好狗

本报驻沪记者    王寅


“音乐、声音、歌唱是比语言发明得更早的交流工具，我们的地图，我们的路都是靠这些产生的。讲起路来，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好狗不走回头路，我想做一条好狗，和大家多向前面看看未来。”


8月29日晚，上海博物馆学术报告厅，谭盾在《与谭盾面对面：听音寻路》的活动中说了上述这段话。


谭盾和大家一起看未来的作品，是应波士顿交响乐团委约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地图———寻回消失中的根籁》。谭盾说：“我上周在澳洲和一个土著音乐家谈话，他跟我讲，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地图，我们是留下买路歌，一步一步走，才能找到我们的方位。听音寻路，听到不同的音调，不同的旋律、方言，来确定到了哪里，去哪里。自古以来，无论是澳洲的土著，还是印第安人，还是在我们中国的苗族文化中间都有。”


今年3月10日，《地图》在卡内基音乐厅首演结束后还不到20分钟，回到休息室的谭盾正准备庆祝演出成功，卡内基音乐厅的有关人士就找上门来，提出收藏《地图》手稿的要求。音乐厅将把谭盾挑选的《地图》乐谱的首页悬挂在音乐厅大堂作永久展示，位置在柴可夫斯基和斯特拉文斯基收藏作品的中间。就某种意义而言，46岁的谭盾已经迈入了经典作曲家的行列。


8月30日晚，谭盾在上海大剧院指挥演出了这部作品。值得一提的是，音乐会的前半部分，谭盾选择的是肖斯塔科维奇的《俄罗斯民歌主题交响序曲》和巴托克的《罗马尼亚民间舞曲》，旨在以此向大师致敬，并且显示出他本人和这两位作曲家在精神上的联系。


《地图》被谭盾定位为多媒体交响音乐会。与2000年演出于上海大剧院的《门》在大屏幕上同步呈现出舞台即时演出画面不同的是，谭盾从他在湘西采风时拍摄的20个小时的采风素材选出50分钟的影像，作为音乐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投放在大屏幕上。民间艺人在屏幕上演唱、吹奏、舞蹈，乐队则在舞台上应对，屏幕上的音乐和舞台上的音乐交织、混合、呼应。两台电视机相叠放在舞台右侧的台口，另有一台电视机放在乐手们中间，在大屏幕放映采风影像的时候，3台电视机也在同时错落地放映着相关的画面。


1981年，还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的谭盾回湖南探亲，在湘西遇到一个老人，老人用石头奏乐，一块普通的石头可以打出很多音调和旋律。每次打完之后，老人把石头撒落在地上，总能排列出《易经》中的某种卦相。谭盾觉得很神奇，想拜师学艺，老人也答应了。多年以后，谭盾要写《地图》的时候，突然想起当年的往事，回到湖南再要去找老人，老人已经过世了，也没有人知道石头音乐是怎么做的。


这件事情对谭盾震动很大：我们现存的传统就是这样一个现实，一代人过去，一切就都随风而逝。他希望找到一个媒体，找到一种方法，找到一种精神，把消失的东西再找回来，或者让这些东西永不消失。


《地图》是为大提琴写的协奏曲，这次在上海大剧院的演出，坐在谭盾左侧捧着大提琴的并不是在纽约首演时的马友友，而是有着一头金发的法国人安希·卡通纳。大提琴不规则的运弓时而发出裂帛般震颤的琴声，时而惟妙惟肖地模拟吹树叶的声音和鸟鸣，时而哀婉动人如泣如诉。


但是，在舞台上，大提琴是配角，是一个应答者的角色，真正的主角是出现在影像中的湘西农民。“傩戏与哭唱”、“吹树叶”“打溜子”、“飞歌”、“石鼓”、“苗族唢呐”、“芦笙”展现的都是民间音乐的原始形态，表演者以独唱和独奏者的身份出现在演出之中。


谭盾在湘西采风的时候，在一个寨子里遇到一个唱飞歌很有名的苗族民歌手。谭盾问道：飞歌都是唱给听不见的情人听的，你就经常把歌唱给山那边的人听，那么，你能不能唱给地球那边的人听呢？这一定很有意思。


这一设想激发了谭盾写出苗家女歌手与大提琴的“飞歌对话”。在音乐会上，屏幕上的苗族女歌手引吭高歌，唱完一段之后，大提琴舒缓地演绎刚才民歌手演唱的旋律，苗族女歌手面带微笑，伫立原地，仿佛听到了大提琴的呼应，如此往复，两个在不同时空的表演者既互为倾听，又彼此应答。


在《地图》的10段音乐中，绝大多数都是谭盾采风时拍摄的画面，惟有“石鼓”是非常特别的一段，因为在影像中出现的表演者正是谭盾本人。谭盾有一个不变的癖好：喜欢收集石头。他在世界各地旅行时，收集了各种各样形状各异的石头，这些石头在《地图》中派上了用场。谭盾双手轮流握着不同的石头，敲、击、打、拍、磨，使得石头发出奇异的声响，在一个特写镜头中，谭盾用一块石头渐次急速地敲击另一块石头，他张开的嘴巴贴在被敲打的石头上。屏幕上石头的敲打撞击，和舞台上打击乐手手中石头的声音混合在一起，激越、昂扬，与此同时，屏幕上用快放的镜头不断地出现石头撒落在地上的各种图案，谭盾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来完成对石头老人的追忆和纪念。


8月30日，上海大剧院的演出结束之后，谭盾就迫不及待地拍定了《地图》去湘西的演出时间。今年11月18、19日，谭盾将带着《地图》，带着他对土地的感恩回到他开始绘制地图的地方。



一张矫饰的地图


　　■我在现场
　　□莫非

　　8月30日，上海的第33个高温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来到大剧院的观众全都大汗淋漓。晚上9点，大剧院外面依然没有一丝凉意，观众们带着一份莫名的感受离开剧院回家，想必许多人都在努力回忆听到了什么，留在印象中的是苗家山水还是谭盾的音乐呢？

　　现场———报告会还是音乐会？
　　整场音乐会历时105分钟，扣除中场休息15分钟，演出时间是80分钟。可是，在这80分钟里还要扣除近20分钟的“演讲”。第一次“演讲”发生在肖斯塔科维奇《俄罗斯民歌主题交响序曲》（节目单上是这样写的，但是这部作品应当翻译成《俄罗斯与吉尔吉斯民歌主题序曲》）结束之后。谭盾健步走上指挥台却拿起了麦克风，他用近10分钟时间向观众介绍了已经演奏过的序曲和即将演奏的巴托克《罗马尼亚民间舞曲》的背景情况，并为自己的《地图》作了铺垫，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站在两位大师的肩上，放眼未来！”如果说这第一次演讲对不熟悉两部作品的观众来说尚属必要，那么第二次长达十余分钟的“双语演讲”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了，谭盾先是用英语向在场的外国友人致意，然后继续用英语告诉他们“饮水思源”的道理以及创作《地图》的用意，接着，他用汉语重复了以上的意思并且谈了创作《飞歌》的过程和那个被媒体炒作了无数次的“石头老人”的故事，而这些在那张装帧精美的售价40元的节目单上都有。
　　为了展现从民间音乐汲取灵感这一主题，也是为了更好地为自己的《地图》作铺垫，谭盾精心挑选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俄罗斯与吉尔吉斯民歌主题序曲》和巴托克《罗马尼亚民间舞曲》作为上半场的曲目。然而，实际效果却并不如愿，对于外行来说这两部作品都很陌生，无从引起共鸣，对于内行来说，其实起到了相反的影响，尤其是肖斯塔科维奇对三个俄国民歌主题娴熟的交响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与下半场的《地图》形成了鲜明对照，肯动脑筋的听众必然得出孰优孰劣、孰真孰假的判断。

　　音乐———锦上添花还是画蛇添足？
　　再来谈谈《地图》的音乐吧！
　　不可否认，听了《地图》之后，在场的许多观众被感动了，散场之后大家评头论足最多的就是那些古老的湘西土著音乐，比如神奇的石头或者少女演唱的飞歌，这就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是《地图》的音乐让观众感到震撼或者激动。然而，仔细探究一下不免得出一个有些相悖的结论，那就是真正使观众激动不已的是大屏幕上放映的画面中的音乐，而非现实中乐队的实际音响。
　　谭盾是一位很有创意同时也绝顶聪明的作曲家，《地图》中的有些篇章确实写得相当好，比如《苗唢呐》一段，竖琴用一种类似古筝的拨奏方法来演奏，营造出神秘的气氛，而这里的弦乐队写法很有张力同时又非常抒情，使观众能够从前一段谐谑曲般动感十足的《打溜子》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得到慰藉，这种写法很有效果，也十分聪明。
　　可是，《地图》的音乐整体来看却并非如外界热炒的那样神奇。
　　我的第一个感受是独奏大提琴被白白浪费了，从头至尾，独奏大提琴都在重复模仿多媒体部分展示出来的民间音乐，在一部大提琴主奏的协奏曲中，这件重要的独奏乐器却沦落为一件二等乐器。第五段《飞歌》，一直备受关注，因为马友友曾经说过这是“用最新的科技，与最古老的文化对话，从而找回引路的地图”。然而，观众听到的只是大提琴一字不漏地把那位苗家少女演唱的飞歌重复了一遍，没有变化，没有发展，只有大提琴的喃喃细语，让人感到局促。
　　第二个感受是作曲家在音乐上的探索并没有超越。《地图》其实是一部相当传统的现代派作品，弦乐器大量地演奏高泛音、独奏大提琴靠琴马演奏、拍板演奏等等，都是五六十年前西方作曲家广泛使用的，特别是那首《间奏曲》，弦乐器演奏杂乱、漫长的高泛音，形成音响块，使人很容易联想起潘德烈茨基的《广岛受难者的挽歌》，效果上非常接近。此外，谭盾在音色的探索上也乏善可陈，几乎都是“传统”的“现代派”方法，我觉得在乐队写法上《地图》甚至不如他的《新世纪交响曲》。
　　与乐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屏幕上播放的多媒体影像，确实给人以难以磨灭的印象和感官冲击力，特别是第一段《哭唱》、第五段《飞歌》和第七段《石鼓》，我想任何一位观众都是很难抵御这充满质朴气息的古老音乐的魅力的。因此，总的感觉就是多媒体是锦上添花，谭盾的音乐反而有些画蛇添足。

　　谭盾———哲学家还是作曲家？
　　今日的谭盾似乎更像一位哲学家，在不断地用各种各样的概念让人们神魂颠倒，今天是《卧虎藏龙》，明天是《地图》，然而，越来越多的概念使音乐逐渐退到幕后而丧失或者异化了它的功能，作为作曲家的谭盾似乎逐渐失去了在音乐上的锐意进取和创新，让人感慨和惋惜。我赞同《波士顿箴言报》那位评论员T.J.麦德莱克对《地图》的评价：“它找到了一种最原始的音乐语言，能使聆听者感到心灵的震撼！”我也相信所有在场的观众都会感觉到这种“心灵的震撼”，但是，那是“最原始的音乐语言”给予的，是千百年来传承的湘西土著音乐传递出的丰富音响信息恩赐的，却不是谭盾的音乐给予的。
　　我愿意相信，作曲家“听音寻路”的初衷是高尚的，对故乡的音乐也是动了真情的，但是，在《地图》中却听不到这些真情的流露，所能得到的印象就是一份抽去了质朴、经过精心矫饰的浪漫，更像哲学家空洞的说教，听上去很有道理到头来却一无所获。美国乐评家安德鲁·克拉克把《地图》说成是“一部中国文化的赝品”，是“声音与影像的拼凑品”，并非故意出语惊人。

黔驴技-----------

故弄玄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