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为转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赛性学报告》的名气要远大于金赛本人，甚至大于这本书本身。例如我很早就听说过这本书，但是在看《Kinsey》这部电影之前，我对斯人斯书毫无了解。所以这部电影对我有传授知识的作用。
《Kinsey》是那种很传统的传记电影，没有太多的技巧，没有太多的发挥，就是讲述金赛这个人的经历。然而金赛这个人本身就有巨大的意义，所以只要把他的经历讲出来，电影就已经很好看了。
金赛生活的时代，美国在性的问题上依然非常的保守。例如金赛的妻子虽然自称是（事实上也是）自由主义者，然而在和金赛结婚前，两人始终没有性关系，这在当时非常普遍。
而金赛的问题要更复杂一些。他的父亲是偏执的清教徒，视性为邪恶，厌恶一切革新，认为这些变化都在把人们带人邪恶。
金赛很早就叛逆了自己的家庭，离家求学，成了生物学家。生物学向来是与教会最不融洽的学科。
与父亲在精神上的决裂使金赛走向了另一端，他思想开放激进，毫无教授的架子。可是他的妻子第一次拒绝他求婚的理由却是，金赛受他父亲影响太深。
金赛的生物学主攻方向是研究一种不能飞的蜂。他收集了百万只蜂标本，比较异同，进而归纳得出自己的结论。
电影花了很多的笔墨来描述金赛的早期生活，因为清教徒的家庭和生物学家的工作正是使金赛走上后来道路的主要原因。
金赛新婚时，和夫人在性问题方面遇到了麻烦，请教专家以后才得以解决。然后他发现，在当时保守的环境中，很多人都有这些方面的问题。于是他在大学内开设课程帮助学生。
然而金赛很快就意识到，大多数问题都没有答案，因为根本没有人研究这些问题，甚至都没有人谈起这些问题。
关于科学主义者，有种定义是，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其它领域，例如社会学、哲学等等。按照这个定义，金赛无疑是个科学主义者。
当他发现这些问题还没有答案时，他就开始试图自己找出答案。他的方法完全来自他早期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一方面要简化问题。过于复杂的问题根本无法研究，传统与道德就是这样，你根本无法在这些方面得到任何准确的答案，所以他绕开道德问题，只研究最基本的事实。另一方面，象研究蜂类标本一样，他收集大量的标本，采集数据，归纳出结论。
作为一个生物学家，他严格制定实验规则，尽可能地减少对观察对象的干扰，尽可能地获取准确的数据。
然后他归纳出无可置疑的结论，人类的性行为有多种多样的形态，没有一种标准的自然的形态。而社会的力量使人们把这个问题变成隐秘，并竭力寻求和他人的一致。例如，金赛的调查表明，绝大部分人都处于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完全的同性恋和异性恋是很少的。
我以前阅读方舟子的生物学方面的科普读物时就感到，尽管生物学试图避开道德的范畴，然而生物学的结论却常常对道德观造成强烈的冲击。
金赛的研究是生物学的方式，他也有意避开道德，只谈事实。然而道德问题却不可避免的出现在他的面前。
一方面社会对他的研究形成巨大的压力，他的学说被种种地误读。另一方面他自己内心的传统道德也在质问性行为的底线在哪里。
很明显，金赛在内外都陷入了学术与道德的双重危机之中。他试图象个生物学家一样避开社会道德问题，然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又让他不能对现实中的盲目保守视而不见，可是他的结论又在挑战他自己心中的道德底线。
最后金赛在事业与内心两方面都精疲力竭。
可喜的是，人们终于开始谈论性，性学研究正式开始，人们也开始思考性与道德的问题。
谈到金赛，无疑让我想起现在的李银河老师。
当然，他们之间的区别是非常大的。金赛试图把研究放在生物学的领域内，只是不可避免地接触到社会问题。而李银河却完全是个社会学者。金赛试图说明的是性有很多方式，并没有一种标准模式。李银河试图说明的是采用何种方式的性是个人的自由，是人权的一部分。
这两个人最相像的地方是，他们都被广泛的误读，然后遭到道德层面的谩骂侮辱。时到今日，金赛依然在被某些人仇视，甚至是造谣中伤。我猜想对李银河的误读也会延续很长时间。
前些时间我读Asimov的科幻小说《曙光中的机器人》，同是起源于地球的三个世界在漫长的独立发展后，对性的观念完全不同，而三个世界上的人，无伦是更保守地还是更开放，无一例外地把其它两种性模式当作异端，并加以道德上地批评。
我当时想，这似乎证明，不同观念间的互相歧视在性方面尤为根深蒂固。后来再一想，这一定是Asimov观察到了这种现象，所以在自己的小说中写了这样的三个世界，倒不能作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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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Petru 于 13-5-26 16:31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