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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上至国家领袖，下至平民百姓，每个人似乎都在思考一个非常严肃而又迫在眉睫的问题。说其严肃，恐怕对于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所有未满四十岁的人，对于眼前的一场被定性为“贸易战”的国际冲突，还完全不能领会其要害。而对于四十岁之后的人们，虽然嘴上不说，内心却似乎隐隐都有一种“弄不好要亡国的”担忧。而迫在眉睫，的确是人人都感到了某种紧迫感与急切性。股市在跌，货币在贬值，而且幅度不是一般地大。各种声音层出不穷，各种携款跑路和项目违约接二连三此起彼伏。有专家在媒体上，已经为此下了“新冷战”的定义，而国家高层，已经把“战略定力”，提高到新闻头条的位置，号召大家集中精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到底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国际冲突？它是否将从国际经贸领域扩大到地缘政治领域？乃至扩大到兵力部署和兵戎相向？这个国际冲突的深层背景到底是什么？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冷战是怎样开始的：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城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反苏-联、反-G-产-主-义的演说，这个演说因其使用了一个非常扎眼的关键词“铁-幕”，而被称之为“铁幕演说”。“铁幕演说”被认为是正式拉开“美苏冷战”的序幕。1947年3月12日，美国“杜鲁门主义”出台，标志着以美国（北约）为主的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华约）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正式开始。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背景是不可回避的，这个背景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是说，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人类历史上自大航海以来的第二个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的综合国力，以至于在德国战败之后，无法在欧洲应对来自苏联的军事压力，冷战便不会发生。或者说，如果苏联按照同盟国的基本道义规则，在最终消灭纳粹德国的军事力量之后，选择从欧洲战场上撤兵，也不存在冷战的发生。这一切，都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结束之后，苏联红军实际上已经大面积“入侵”了欧罗巴大陆，虽然这是一种“被动入侵”，而且还充满正义（反击纳粹德国），但事实却是，付出了惨痛的伤亡代价的苏联，无论如何也不想就此轻易退出欧罗巴大陆，这是一种最基本的“利益补偿”心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丘吉尔的“特幕演说”，而掀开的却是美苏冷战的序幕。在国力衰退的背景下，英国为了有序退出日不落帝国的全球地位，同时也为了恢复欧罗巴大陆的原有秩序，不得不将美国引入欧洲战场的战后力量角逐。

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垒，最终不过是“谁来接手大英帝国的全球地位”的问题。与英国在文化上同根同种的美国，自然是大不列颠传承其帝国权力的不二首选。而苏联，则希望打破天主/基督教-新教世界的全球权力垄断，甚至一举夺下东正教作为全球权力魁首的地位。表面上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Yi识-Xing态之争，其背后依旧是发端自耶路撒冷的亚伯拉罕系宗教的内部权力角逐。

莫斯科与华盛顿的斗争，其实依旧是欧罗巴文明的内部斗争，只是由伊比利亚半岛开启的大航海，让世界打开为“全球”，欧罗巴政治视野打开为欧亚大陆，乃至七大洲视野。东正教换了一件叫做“社会主义”的外衣，与原本属于人类经济与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展开了一场主体时间长达45年，延续影响至今的冷战。



1991年12月25日，美苏冷战以苏联解体而“告终”。然而，前苏联留下的政治包袱，却让东亚大陆至今活在冷战的阴影之中，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第一岛链与第二岛链依旧存在，朝鲜半岛作为美苏冷战的两个实际热战的战场之一（越战是另一个热战战场），至今尚未进入现实意义的和平发展。

为什么有专家会将“中美贸易战”，看做新冷战的实际爆发？这里面或许有一个类比，“杜鲁门主义”的出台，宣布美国开始全面介入乃至干涉欧亚大陆门户接口的内政。美国对希腊与土耳其国内的革命运动进行了实际干预，与特朗普上台后的美国，全面再定义“一个中国”的政策，介入台湾的国际地位改造；金特会的性质，大有和Ping-演Bian朝鲜Yi识-Xing态的特征。因此，许多专家倾向于将特朗普的行动，定义为“特朗普主义”，其实对标的，正是“杜鲁门主义”。

而为什么“中美贸易战”，成为中国民间至庙堂的一个非常扎眼的词，却弱化了美国实际上是对欧洲、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等许多国家展开了国际经贸的“镜像主义”？实际上是因为，“特朗普主义”（如果有的话），并非建立在新一轮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超级资本主义危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清晰地认识到，实际上是整个全球资本主义产生了结构矛盾，才导致了“特朗普主义”的产生，而不是Yi识-Xing态。这一点，正可以解释，为什么特朗普前脚在G7会议上与老牌盟友互怼，一转身，却对冷战的宿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笑脸相迎。

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上台的条件，正是以底层人民的诉求为武器，将老旧的资本主义Yi识-Xing态建制派击溃。从而让特朗普的上台，更像是某种“国家社会主义”在美国的胜利，而不是源于大英帝国的资本主义阵营，在美国的新姿态崛起。



美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启的“超级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建立在“资本再生产的革命”的基础上的。这个革命，我们姑且称之为“算术革命”。它的典型特征就是：资本的利润，可以不通过对劳动者关于“劳动的剩余价值”进行剥削而产生。这就是“华尔街生产”。美国通过华尔街的虚拟交易，将未实际投入生产的资本、劳动及其剩余价值可能，通过计算机算法，而提前获得。正是“华尔街生产”的梦幻般的价值析出能力，促使了美国的计算机产业与互联网产业的大爆发。“华尔街生产”体现出的无限价值析出模式，让美国将古典的资本再生产与劳动，得以全部分包给全球，这里有两种意义：第一，只有将实际的劳动生产分包全球，才能提供“华尔街生产”的体量需求；第二，通过劳动的全球分包，让美联储成为全球央行，让美元成为全球货币，从而拉动了“华尔街生产”走向权力纵深。

这个革命完全突破了Ma克-Si主义关于“劳动与剩余价值”的理论逻辑。

但这个“超级资本主义”发生了几个非算术的程序BUG，其一就是“华尔街生产”模式全球化了；其二是“华尔街生产”所刺激的计算机产业，走向了劳动的非人化，这直接带来的是哲学意义的“人的异化”，而不再是“工具理性”对“劳动的异化”的初级阶段。大量的劳动者，失去了劳动力意义，从而沦为人类社会的“冗余人口”，这是人类社会第一次产生如此重大的全新的哲学问题：越来越多的个体的人，从未有过地被“存在”所否定。



机器取代手工的时代，劳动者通过与自身的剩余价值进行赛跑，成为消费者。人与机器的劳动分工，让消费品生产空前爆发，这是欧洲的奴隶社会，完全靠大量的手工劳动提供贵族物质消费总需求，所完全不能比拟的。

消费品数量空前高涨，而当劳动者跑不过剩余价值剥削的时候，他就无法成为合格的消费者，这个矛盾，正是诱发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一次重大经济危机的导火索：1929年，美国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和大萧条，并传导至欧洲，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

而以“华尔街生产”为标志的“超级资本主义”，却在2008年，爆发了自资本主义“算术革命”以来的第二场重大经济危机，这个危机表面上是由次级贷款违约引发的，实际上还是劳动者跑不过剩余价值剥削的恶果，而这个恶果与1929年危机的恶果，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个体的人，只有参与生产，才能通过与剩余价值赛跑，成为消费者。但自动化生产，乃至智能化生产所产生的“冗余人口”，根本无法参与生产，那么也就彻底无法参与消费。

这就是特朗普系列政策的由来：让美国劳动者优先参与生产（美国优先）；堵住移民对劳动权利的争夺（移民法案）；围堵中国（避免“华尔街生产”出现第二个权利中心）；与盟友翻脸（高福利无法转换成消费力，变成福利黑洞）；与朝鲜交好（开辟新的再生产空间）……

而中国的系列国策：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证券市场国际化，中国制造2025等等，无不是因为同样患上了“超级资本主义”的BUG病。超发的人民币，只有进行国际化，才能有效泄洪，并将诸多“本币堰塞湖”以虹吸效应吸干。

中国四十年急速的发展，其实就是美国模式的翻版。然而，我们原本是全球劳动与剩余价值再生产的分包国之一，却无意中走上了“华尔街生产”的模式陷阱里，但是我们没有互联网的根目录，我们也没有对劳动进行再分包的国际影响力，甚至我们没有财富创造的再定义的基本能力。所以我们要“一带一路”，我们要“创新发展”。

因此，“中美贸易战”，本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在“超级资本主义”上的结构矛盾引发的，而不是Yi识-Xing态，因此，也并不会出现新冷战。

但特朗普的政策，实际上走向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危险，点燃了民族主义的炸药包，非常危险的正是这一点：中国有可能因为“贸易战”，引发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将国家推入Yi识-Xing态对抗的陷阱，加上被各种急急忙忙向“强国之梦”效忠的文化表态，新冷战的风险还是非常高的。



我国的经济通过对美国的贴身模仿，已经发展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水平，不得不说是一个不小的成就。但我们并没有产生与此相配套的哲学与文化，因此，我们的瓶颈，将比美国的瓶颈更加地难以突破。

创新严重不足、经济泡沫高企、Yi识-Xing态落后而混乱，让经济危机的风险越来越高。而美国则希望筑起一道防火墙，让中国的经济危机自我引爆，且不产生全球传导。这里面的博弈，及其微妙而复杂。

我们走过了人口红利期，消费严重不足，人口老龄化红线一再逼近，于是我们亡羊补牢地号召大家生二胎，但二十年的成长期实际上远水解不了近渴。国企尾大不掉，小微企业难忍资金饥渴，纷纷倒闭破产。房产超级金融化已到了火山喷发的边缘。各种特色经济沦为新一轮圈钱和洗钱的政策工具。

只有创新，才能救中国。

但如何创新呢？这里说的创新，已不再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新花样可以完成的，它牵涉到大量的基础人文学科的创造性认知。在我们没有原生哲学家的时候，在我们没有原生理论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隐形红利，被忽视了。

那就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群体。

我们长期地错误地认为：艺术家群体是一个提供视听娱乐和精神享受的群体，我们错误地将格林伯格早已指认的僵化的“庸俗艺术”，视为艺术的正统。而艺术家，无非就是画一点画，搞一点雕塑，有名气的在拍卖市场上搞一点“资本奇迹”。

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



真正的当代艺术家，其实早已不再是画画或写字的人群了，而是提供社会思维活力的“鲶鱼人群”，真正的当代艺术家，是为社会提供思想活力甚至价值活力的人群。他们才是真正的创新群体。

这个群体提供或可以提供的，绝不是那些画儿，或者什么可供交易的艺术品实物，那都是非常浅显的东西。

实际上，当代艺术家可以提供的，是文明特征的新形式；他们还是城市文化场景价值塑造的新力量；而且，如果东西方文明在“超级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下，走向对抗和文明的冲撞，那么，当代艺术家将会成为这一对抗与冲撞的精神缓冲区。因为中国的当代艺术群体，正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天然自由成长起来的Yi识-Xing态的交互地带，这个交互地带非常重要，是另一种层面的外交场域。

每一个城市里的当代艺术家，都将为这个城市的产业，贡献创造力，这是由真正的当代艺术的定义决定的，因为当代艺术，是跨界质艺术，绝不是画画和搞雕塑，这些都是现代艺术，而且绝大部分已经在“超级资本主义”之中，失效了。

更重要的还是，当代艺术群体，有可能成为“冗余人口”的精神导流槽。

因此，在“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的背景下，如果每一个城市都开放和创造当代艺术群体的准入机制，他们将诱发一场深刻的文艺复兴。而只有文艺复兴，才能拯救中国的创造力枯竭，也只有文艺复兴，才能激发这个痛苦时代的精神活力。

正如萨特所言：人，是被逼着自由的。那么，就让自由来引导人民吧！